小时候，我总爱黏着小姑，小姑也最疼我，我总喜欢玩她长长的头发，给她编麻花辫子，笨拙的我常常扯的她头皮疼，但是从来不怪我，让我肆意玩她的头发。

从运输公司下班后，她会把我抱坐在膝头，用布满茧子的手比划着动作，讲画报上芭蕾舞者的故事：“你看，她们像不像踩在云朵上跳舞？”说着就拉起我的小手，在水泥地上转圈圈，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旋律。我咯咯笑着喊“姑姑也像仙女”，她就会红着眼眶摸我的头发，却从不说那些被爷爷扔进灶膛的舞鞋，和夜班后对着玻璃窗拉伸的清晨。有次我吵着要“学跳舞”，她连夜用旧衣服改了条小裙子，第二天清晨就带着我在院子里练“踮脚”，阳光穿过梧桐叶，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那是我童年记忆里最鲜活的光。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姑姑刚读完初中，偶然在邻居家的旧画报上看到芭蕾舞者的画像，便一头栽进了对足尖舞的痴迷里。没有专业的舞鞋，她就把妈妈做的布鞋鞋底缝上硬纸板；没有老师指导，她就对着画报模仿姿势，甚至在院子里用粉笔画出舞台的站位线。可那时家里孩子多，温饱尚是难题，“学芭蕾”三个字，连说出口都像是奢望。爷爷叹着气把她的“舞鞋”扔进灶膛，说“女孩子家，踏实找个营生才是正途”，姑姑躲在房里哭了整整一夜，最后默默收起了画报，进了北京市运输公司第九汽车场，最开始特别苦，要做装卸的工作，后来转会计，这一待，就是三十几年。

小姑的芭蕾梦像被压在箱底的旧毛衣，虽不再常被提起，却始终带着温度。她会在夜班后的清晨，对着厂区的玻璃窗拉伸肢体，她眼底的光却从未熄灭。

直到五十八岁那年，姑姑退休了，她说“这辈子，总该为自己跳一次。”她咬咬牙，用退休金报了社区的舞蹈班，第一次穿上真正的舞鞋时，她的脚磨出了血泡，却笑得像个孩子。

起初只是几个退休姐妹一起跳跳广场舞，可姑姑总觉得差点意思，她想起年轻时看过的《红色娘子军》，想起汽车厂里姐妹们一起加班赶工的日子，干脆提议：“咱们组个舞蹈队吧，跳点有劲儿的！”就这样，“夕阳红舞蹈队”成立了，姑姑既是队长，又是“编舞老师”。没有专业功底，她就对着视频一点点抠动作，我也充当技术后勤，经常帮姑姑剪辑背景音乐，调整音乐节拍速度等。
队员们记不住站位，她就用彩笔在地上画标记，我帮她制作队形图，并打印出来帮助队友们记录位置，有人打退堂鼓，她就给大家打气：“咱们不是为了出名，是为了让自己的日子，活得像舞蹈一样漂亮。”

舞蹈队的名气渐渐大了，从社区的小舞台，跳到了市里的比赛现场。最让姑姑难忘的，是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那年，她们决定排演《大刀进行曲》。为了还原历史的厚重感，姑姑带着队员们查资料、看纪录片，甚至专门去拜访了老兵。排练时，她要求每个人的动作都要“带着劲儿”——挥刀时要像劈开硝烟，踏步时要像踩实故土，连眼神里都要透着不屈的劲儿。搭档膝盖不好，蹲跪动作总不到位，姑姑就陪着他一遍遍练，用布条把自己的膝盖绑紧做示范，最后两人的膝盖都青一块紫一块，却硬是把动作磨得标准利落，舞蹈获得了全体观众的强烈喜欢。

演出那天，当激昂的旋律响起，姑姑穿着小花上衣，灰布军装，在舞台上起舞，她们的动作或许不如专业舞者那般轻盈，眼角的皱纹也清晰可见，可每一个挥臂、每一次踢腿，都带着岁月沉淀的力量。当最后一个“劈刀”动作落下，全场掌声雷动，有人甚至站起来高喊“好！”，姑姑站在舞台中央，泪水顺着脸颊滑落，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是圆梦的泪。

那之后，舞蹈队又参加了大大小小几十场演出，奖状贴满了姑姑家的一面墙——有社区的“最佳风采奖”，有市里的“群众文艺金奖”。

如今的姑姑，每天早上都会去公园带队排练，阳光下，她穿着红色的舞蹈服，身姿挺拔，举手投足间，竟真的有了几分芭蕾舞者的优雅。有次我指着铁皮盒里的照片笑她：“姑姑，你看咱们当年的‘舞姿’多傻。”她却认真地说：“不傻，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也是你陪我守着梦的时光。”

是啊，姑姑从来不是什么大明星，她只是千千万万个平凡女性中的一个，曾被岁月磨平过棱角，曾为生活收起过梦想。可她用几十年的等待，几十年的坚持，在退休后的日子里，把平凡的时光，舞成了最动人的模样。
她让我明白，所谓“女主角”，从来不是活在聚光灯下的人，而是那些在生活里始终保持热爱，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人——就像我的小姑，她的舞台或许不大，她的舞步或许不完美，但她眼里的光，足以照亮我的童年，也照亮整个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