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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五年开年第一游，通过国博小程序我们预约到二月二十五日的国博参观门票。为了方便的进入国博，一大早我们乘坐地铁到达天安门东站。随着人流依次通过身份确认后走出地铁站，在钢铁栏杆的维护下我们逐渐接近国博北门。在享受了媲美机场般严格安检后，我们最终得以进入到国博高大的一层大厅。排队购买冰箱贴的时段也是我们老两口借以喘息安定情绪的过程。
在国博地下一层可以看尽彰显中华文明的瑰丽之宝，展陈顺序按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明清时期为主要脉络，分为八个展区。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众多，每一件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镇馆之宝有远古时期的鹰形陶鼎、舞蹈纹彩陶盆、人面鱼纹彩陶盆、玉龙、鸛雨石斧图彩绘陶缸、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镂雕旋纹象牙梳和船形彩陶壶。由于人流一下子涌入展厅，加上光线昏暗，我们在来不及反应之下就被裹挟到夏商西周时期的展厅了。这里有利簋、后母戊鼎、子龙鼎、妇好鸮尊、“虢季子白”青铜盘（形似洗澡盆）、大盂鼎、四羊方尊和三星堆凸目青铜面具。秦汉时期的有中山靖王刘胜之子的金缕玉柙、彩绘雁鱼青铜釭灯、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战国冰鉴、击鼓说唱俑及青瓷莲花尊、唐三彩、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等。
说一下参观国博的几点感受：
一、馆内供游客休息的座位非常少，导致游客只能坐在楼梯上和过道旁，影响了通行和美观。
二、馆内提供的餐食大多是冷的，且品种单一，只有三明治，还没有热饮服务?。售卖点分布不尽合理，只在地下和四层各有一处。
三、馆内垂直电梯本来就不多，正常运行的就那么一两部，未投入运行的一部电梯警示字母还只显示英文。另外展馆地面有个别地方有鼓包涌起，为此我向离瑕疵地面附近的工作人员反映，希望他能够报告给展馆相关管理部门，但没有得到此名工作人员的回应。
四、馆内穿黑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很多，但是大多表情呆板，对馆内楼层布展分布不够了解，问一答一。比如：我们咨询购买餐食之事，被告知坐直梯去四楼，再追问是否别的楼层还有售卖点？又告知我们地下一层还有一处，问及具体怎么走时，让我们到了下面以后再问。
五、馆内见不到饮水机，据说地下一层有一处，不过我们真没找到。另外还有在北魏冯太后的陵墓石券门展品前有围栏、有照看的馆内工作人员，又加装了声光警示装置，给人一种难以言表的尴尬感觉。
大型博物馆的布局规划和参观路线设计是一门学问，如何使用热点文物和保护的关系也体现了管理思路和管理水平。包括售卖餐饮的民族特色方面也需要考虑，毕竟国博是代表国家的博物馆。希望国博能越办越好，观众们能有更舒适、更高质量的参观体验，早日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夏商西周时期

最震撼的当属“后母戊鼎、大“盂“青铜鼎、“虢季子白”青铜盘、四羊方尊”等。

商王武丁时期“后母辛”青铜觥，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

虎纹青铜蓥

西周晚期“虎纹青铜蓥”，虎蓥上下装饰有多种以龙、虎纹为元素的装饰纹样，器盖内铸有”自作供蓥“四字铭文。此器原为清宫旧藏，1860年被劫掠海外，2018年重回祖国怀抱，並入藏国博。

商王武丁时期“青铜尊”，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

玉簋

商王武丁时期“玉簋”，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这件青玉簋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玉质容器。玉簋腹部饰雷纹，并装饰有四条扉棱，属礼器。

大”盂“鼎

周康王时期大“盂“青铜鼎、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样式。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及商人沉迷享乐而亡国的惨痛教训，教导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並对盂进行了赏赐。

胡文青铜铙，出土于湖南宁乡。

“禹”青铜鼎

周厉王时期“禹”青铜鼎，陕西岐山出土。器内壁铸有铭文207字。记述了噩侯驭方率领南淮夷、东夷侵犯周王朝东、南部疆土，周厉王命“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作器者奉武王之命，率军参战並俘获噩侯驭方一事。

虢季子白盘，商周时期盛水器，是一件用以记功、记事，流传给子孙后代的祭祀礼器，出土于宝鸡。 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铭文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

虢季子白盘

“颂”青铜壶

西周晚期“颂”青铜壶，盛酒器，因作器者为“颂”而得名。根据记载，颂壶为一对，现台北故宫收藏一件，这一件颂壶藏于北京的国家博物馆，中华瑰宝天各一方。

“颂”青铜壶侧面

青铜壶底铸有铭文，其大意为：三年五月甲戌日，周王在周康邵宫太室举行册命颂的仪式，宰弘担任傧相，尹氏担任记录，史虢生传达王的命令，周王命贵族颂管理成周的商贾，并赏赐他命服、銮旗等物品。仪式完成后，颂为了感激天子美意、荣耀先父母而造器，在祭礼上使用，表达未尽孝思，并祈求国家康乐大福、周王长命万年。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职官的任命有一套完整的册命制度。

商后期青铜“四羊方尊”，出土于湖南宁乡。商四羊青铜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千克，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商四羊青铜方尊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巧夺天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商龙虎纹青铜尊，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月牙河出土。器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探出肩外；腹部以云雷纹为地，装饰三组虎食人纹；圈足饰饕餮纹。 商龙虎纹青铜尊工艺精湛，花纹线条洗练，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龙虎纹青铜尊

西周早期青铜罍

1978年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下寺楚墓中出土一套7件用失蜡法铸造的列鼎，造型装饰艺术相同，大小依次排列，其中最大的一件是王子午鼎。鼎通高76厘米，口径66厘米，侈口、束腰、鼓腹、平底、三蹄形足，口沿上有两外侈的长方形耳，旁边攀附6条龙形兽，腹部满浮雕的攀龙和窃曲、弦纹。内腹及底和盖内均铸有相同的铭文。 王子午鼎是楚庄王之子、楚共王的兄弟、曾任楚国令尹（宰相）之职的王子午（又名子庾）的器物，鼎中有确切的人名与地名。王子午鼎成为研究楚文化的标准器。

战国楚高青铜缶，浴缶水器，出土于山东泰安一座楚国古墓。是水器的典范。它的口沿唇部刻有五个字——"右冶尹楚高"。楚高缶通高37厘米，口径24.5厘米，底径24.1厘米。

春秋晋国兽耳青铜壶，出土于山西侯马。

春秋晚期·齐铜鎛，乐器，山西荣河后土祠出土，通高65厘米，鼓间34.5厘米，铣间44厘米。这件铜镈为镂空双兽噬龙钮，两兽相背，后肢相对，两尾相接。乳钉形枚，篆部和鼓部饰简化了的缠绕龙纹。上述纹饰特征在山东春秋中晚期同类器物中较为常见。
镈表面铭刻174字，追述了器主的先祖鲍叔有功于齐，齐侯赐予鲍家封邑的荣耀大事，勉励自己要奋发努力；同时也祭祀自己的各位先人，乞求先祖保佑鲍家子孙健康长寿；乞求齐国国运昌盛，福泽万年。

青铜冰鉴是祭祀中一种重要的礼器，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只有贵族才能享用。 青铜冰鉴长宽均为76厘米、高63.2厘米，是一件双层方形的青铜盛酒器，由方鉴与方尊缶组成，鉴在外、缶在内，有些类似于今天的暖水壶，鉴是暖水壶外壳，缶是暖水壶内胆，在鉴和缶之间有很大的空间。青铜冰鉴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擂鼓堆曾侯乙墓，当时共出土两件，形制纹饰相同，目前一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出土时还带有长柄铜勺，是舀酒的用具，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战国玉璜：古代玉器中的瑰宝。这件大玉璜实际上是组玉，整体为七块和田玉以铜片连贯成璜形，中间一块玉上雕一回首卧龙兽，下有鼻钮。通体作龙纹及变形云纹，贯连的铜片露出的部分镀金作饕餮头形。该璜玉质细腻，光泽润莹，其琢工之精美，器形之大都属罕见，有“古玉之巨擘”，“玉器之冠冕”的美誉。

“曾仲斿父”铜方壶，器体高大，纹饰精细，显示了其主人高贵的身份。壶上刻有十二字铭文，其大意为“曾仲斿父用上等金属铸造宝壶”。铭文所提到的国家是周代被分封到汉水流域的曾国，然而在群雄争霸的年代，这个诸侯国很早就销声匿迹了。该壶为我们踏寻这个古国的人文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此壶成对出现，另一只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春秋-蔡“蔡侯申青铜方壶”，出土于安徽寿县蔡侯墓。铜方壶通高80厘米、口纵18.2厘米、口横18.7厘米，盖饰镂空八瓣莲花形，方颈，圆腹；颈部饰对称兽耳，腹部作“十”字带区划，颈部和腹部的上半部有细小的蟠螭纹，圈足四角各有一兽，呈昂首跪伏状，此壶颈内有铭文6字，“蔡侯申之用壶”，为蔡侯申（即蔡昭侯）作器。蔡侯申即蔡昭侯，春秋时期蔡国国君。蔡昭侯十分喜欢这个酒壶，历史记载他无论是在宫中还是出国访问，都随身带着这个酒壶，他从不用别的酒壶，喝酒只用这个铜方壶。蔡侯申死后，蔡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还将他无比喜爱的宝贝酒壶陪葬。

黻黼纹筒瓦-战国燕·国家博物馆藏。这块燕国筒瓦，瓦身镶贴的三角形黻黼纹，交错排列分成两组。这类瓦可能是当时覆在宫殿墙头上保护墙头的“护墙瓦”。燕下都故城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中间有一南北纵贯的河道将其分为东西两城。从东区出土的黻黼纹大型筒瓦看，当时燕下都的宫殿建筑是非常宏伟高大的。

春秋战国-曾青铜缶，出土于湖北随县。其肩部有铭文两行：“曾侯乙作持用终”。该器重300公斤，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东周最大的贮酒器。

朱绘陶壶是战国（前475-前221）时期的一件文物。泥质灰陶。通高71厘米，口径20厘米×20厘米，底径24.1厘米仿青铜礼器造型，方形口，细长颈，颈部四面有对称铺首衔环和虎形耳。

战国-魏错金银马首形青铜蚖（此字应为“车”旁，未捡到），出土于河南辉县。魏在春秋时是晋国的大贵族，后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其疆域在今山西西南部和河南北部，魏是战国初期有名的强国。这件蚖出土于目前所知魏国墓葬中等级最高的一座，代表了魏国铜器铸造及错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

春秋-郑虎妞青铜罍，出土于河南新郑郑国国君的大墓。青铜罍是一种用于盛酒或水的器具，主要有两种形状：方形和圆形。方形罍宽肩、有盖，两侧有耳；圆形罍则大腹、圈足、两耳。无论是方形还是圆形，罍的一侧下部通常都有一个穿系用的鼻。

虢青铜牺尊

春秋-虢青铜牺尊，出土于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这件尊整体呈兽形，古称“犀尊”，是一种酒器。从商代到春秋时期，动物形尊时有发现，但春秋以后则较为罕见。

春秋-齐“齐侯子行”青铜匜，出土于山东临朐。春秋时期的珍贵文物，是一件古代贵族使用的盥洗器具。 “齐侯子行”青铜匜，器身呈弧瓢形，前有长流，后有屈兽为鋬，兽口衔器沿，尾卷起， 兽身饰重环纹，器下有四兽足，兽头顶器底，卷尾触地。口沿外壁饰窃曲纹，腹部饰 瓦纹，匜底内铸铭文，三行十五字，重文二：齐侯子行作，其宝也(匜)子孙二， 永宝用享。这件青铜匜高达21.5厘米，流长42厘米，重达4.7公斤，它以其独特的弧瓢形设计和精美的装饰而闻名。

战国-错金嵌松石银钮青铜带钩、鎏金嵌松石玛瑙带钩，出土于河南洛阳。展现出战国时期的精湛工艺和极高的奢华感。

战国-六山纹青铜镜，山字纹是战国时期流行的装饰纹饰，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等多种类型。此镜以六山纹为主，十分罕见。

战国-楚错银卧牛青铜镇，出土于安徽寿县。青铜镇就是用来压席子四角的用品，通常一套有四枚，造型多为动物。这件卧牛造型的铜镇，腹下刻有“大府之器”四字，并有精美的错银云纹装饰。“大府”是王室府库的官员，掌管四方向王室进贡的“货贿”，同时在王进行赏赐时负责从府库中搬取、清点赏赐品。

战国-齐人形青铜灯（附勺），出土于山东诸城。人形铜灯整个灯具高21.3厘米，盘径宽11.5厘米。灯具出土时，旁边还附有一柄供添油用的长柄铜勺。这件铜灯设计巧妙，造型新颖，是不可多得的青铜艺术品。

春秋-晋青铜方壶，出土于山西侯马。这件方壶体型宏大，纹样繁复，彰显出春秋晋国青铜器独特的艺术魅力。

青铜方壶侧面

春秋-陈“陈侯”青铜壶，出土于山东肥城。 春秋陈侯壶高51厘米，口长16.8厘米，宽12.2厘米。壶体扁方，长颈，配有圆角长方形盖子。盖顶有长方形捉手，盖子下方可插入铜壶口沿，翻过来还能当酒杯用。壶颈两侧的壶耳设计成象鼻形，还附有一对大套环。因壶口内侧和壶盖外壁上铸有“陈侯”二字而得名。陈侯壶的铭文共有13字：“陈侯作妫橹腾壶，其万年永宝用”。这件器物应是陈侯为他的女儿陪嫁做的塍器，希望他的女儿将其视为陈氏传家宝，世世代代永宝用。

战国-楚青铜编钟，出土于河南信阳。这组编钟一共十三件，从大到小依次排列。在最大的1枚编钟上刻有铭文，共12字。记录在鲁昭公十七年”楚历屈之月，晋国军队救戎于楚“的事情。

春秋-邾“邾公华”青铜钟，出土于山东邹县。春秋晚期青铜礼乐器，通高36.4厘米、口沿处宽18.1厘米。腔体扁长。钟的“钲”（中心处）及“鼓”（右下）共有铭文75字。作器者为邾宣公之父邾悼公，即邾公华。据正面“钲”上铭文“铸其稣钟，台（以）恤其祭祀盟祀”，表明该钟的铸造与祭祀、盟祀有关，为研究春秋晚期的“祭礼”提供了新的线索。

战国-楚“王命传”青铜虎节，出土于安徽寿县。战国时楚国铜符节，长12.4厘米、高7厘米、厚0.5厘米。卧虎状，虎目圆睁，虎首、身、尾刻有纹路。虎腹一侧有“王命，传遽”四字铭文。“遽”本意是送信的快车或快马，铭文意为持虎节者以王命命传遽者发车马、供饮食，与战国晚期楚国邮驿事务有关。

战国-楚“鄂君启”错金青铜节，出土于安徽寿县。战国鄂君启节是楚怀王六年颁发给鄂君启的经商免税通行证，共出土5件，车节3件，舟节2件。各节均为青铜铸造，合在一起呈圆竹筒状，节面镂刻八条阴刻直线，作为铭文的直格界栏，其上满饰错金篆书。车节、舟节均宽7.3厘米，厚0.7厘米，长度分别为29.6厘米和31厘米，节面阴刻错金铭文，各有9行，舟节163字，车节154字。铭文中详细规定了鄂君启水路、陆路交通运输的路线、车船大小与数量、运载额、运输货物的种类、禁运货物和纳税及免税情况等。

战国-狼噬牛纹金牌饰，出土于内蒙古伊克昭盟。这件牌饰用黄金制成，牌面上压制出四狼噬牛的纹样。以牛的脊柱为轴，中分画面，四狼两两成对，对称分布于左右。画面线条流动，动感极强，纹饰丰满，使得整个场景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战国-刺猬头青铜车饰，出土于内蒙古伊克昭盟。

春秋青铜提梁卣，湖南湘潭出土。

战国-蜀青铜缶，四川成都出土。

秦汉时期

主要有：中山靖王刘胜之子的金缕玉柙、彩绘雁鱼青铜釭灯、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战国冰鉴、击鼓说唱俑及青瓷莲花尊等。

秦-陶俑、陶马，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出土。

秦始皇二十八年-琅琊刻石，琅琊刻石，是中国最早的刻石之一，因刻立在山东省青岛市琅琊台上，故称“琅琊刻石”，也称秦碑，是秦朝统一全国文字的典范之作。刻石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始皇颂诗”）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后半部分（“二世诏书”）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传为李斯所书，属小篆书法作品，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残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汉-彩绘陶兵马俑，陕西咸阳杨家湾兵马俑坑出土。“西汉彩绘兵马俑相比于秦兵马俑，最直观的不同是他们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高，平均身高约50厘米，个头比秦兵马俑小很多。”“另外他们的发现时间，也比秦兵马俑早了整整9年。”

东汉-绿釉陶楼，河南陕县出土。

东汉-绿釉陶楼侧面可见楼梯

西汉-中山怀王刘修的金缕玉柙，此墓曾在盗掘中被火烧过，这件玉衣是受过焚烧后的劫余之物，但色泽却更为缤纷 。此玉柙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共用玉片1203片,金丝约2567克,系分片连缀而成。玉柙主人是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墓主中山靖王刘胜之子,死于公元前55年 。

西汉-彩绘雁鱼青铜釭灯，山西朔县出土。西汉彩绘雁鱼青铜釭灯高53厘米，釭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雁颈修长，回首衔一鱼。雁体肥硕，其身两侧铸出羽翼，短尾上翘，双足并立。灯盘带柄，位于雁背。灯罩为两片弧形板。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

西汉-鎏金青铜尊，即著名的鎏金鸟兽纹青铜尊，在璀璨的灯光照耀下，展现出它的瑰丽风采！这件精美的青铜尊盖子上镶嵌着三只展翅欲飞的小鸟，高14.6厘米，口径19.7厘米，底径19.3厘米，其独特的造型犹如一只熊形的脚，稳稳地支撑着整个器皿。让人感受到汉代铜器制作中那令人叹为观止的鎏金工艺。

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陕西兴平出土。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长58.1厘米，宽20.4厘米，高34.1厘米，重13.34千克 。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肌肉发达，比例准确，体态雄健，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为古代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 。

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工艺精湛，逼真自然，金色、银色与铜胎底色相衬生辉，是中国古代工艺品中实用与美观有机结合的典范之作 。

西汉-龙纹玉璧，玉璧呈深绿色，体扁平，两面纹饰相同。周缘起棱，内圈饰三组一首双身夔龙纹，并有刻纹相隔。中圈饰谷纹，外圈饰七组夔龙纹。由三周绳索相隔。此器径大体厚，图案复杂。出土时，置于墓主的背部，并留有十字形绢带痕。

东汉-陶车，四川成都出土。

东汉-陶车后面观

东汉-彩绘石骑马人，河北望都出土。这件彩绘石骑马人，系用整块石灰石雕成，骑马的僮仆戴黑色平巾帻，着红地白色流云纹剪襟短衣，粉地红色流云纹大口裤，左手提椭圆形酒椑,右手提鱼两尾，作欣欣然沽酒买鱼归来之状，总体造型古拙雄浑，细部刻画又生动传神，为东汉石雕艺术的精品。这种题材的石雕，在汉代也为仅见。

东汉-击鼓说唱俑，四川成都出土。东汉击鼓说唱陶俑高56厘米，以泥质灰陶制成，头上戴帻，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东汉击鼓说唱陶俑被称为“汉代第一俑”，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属国家一级文物。

西汉-群猴环边青铜扣饰，云南晋宁出土。

西汉-青铜枕，云南江川出土。这件青铜枕呈马鞍形，两端上翘，顶端各焊铸一圆雕立牛，正面铸有双旋纹，背面则浮雕了三立牛，并在虎纹、双旋纹地上。青铜枕是滇国特有的器物，在此次古墓群发掘中共出土了6件。

西汉-四联陶罐，广东广州出土。：这件陶罐由四个小罐联结而成，底部设有六个卷曲形短足，每个小罐底部各有一个，两道横梁下各附有一个。盖顶中央装饰有鸟形立钮，边沿则对称排列着四个钮饰，其中两个为卷曲形，两个为鸟形。盖面间饰有篦纹与细线旋纹，腹部间则饰有水波纹、篦纹与细线旋纹。
联体陶罐主要流行于西汉前期，有二联、三联、四联和五联等多种形式，延续至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逐渐消失。

西汉-古滇国“鎏金四人舞俑”青铜扣饰，云南晋宁出土。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物，揭示了古滇国时期一段神秘的历史。这四位舞俑并排站立，仿佛在跳着欢快的舞蹈。他们头戴尖顶高筒帽，帽上饰有带柄的小圆片，帽后有两条飘带垂至地面。身着长衣，肩披帔帛，腰束带，带上佩有圆形扣饰。右手执铃，左手挥舞于胸前，口微张，仿佛在说着什么。

西汉-古滇国“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云南晋宁出土。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通高51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出土时器内贮贝300余枚，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
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上祭祀仪式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奴隶们正在准备食物的场景和各类人在广场上进行交易的场景。表明祭祀既是神圣的祈祷，也是各阶层生活的交汇 。

西汉-古滇国“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这件青铜器，整体为圆柱形，通高44cm 口径16.7cm 底径21.6cm。器身两侧有对称虎形耳，平底。上面有盖，盖上的造型比较夸张，盖中央立一铜鼓，鼓上站立一牛，昂首张嘴似在鸣叫；鼓的周围顺时针环绕六只牛，牛头一致向外，两只犄角巨大，长尾下垂，肩部隆起，非常写实生动。虎在这里，只是配角，努力攀爬，虎口大开也只能是望牛兴叹，充当两只耳而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看过了青铜展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展品就丰富多了，青铜大件器物的时代已经逝去，陶瓷制品向多样化发展。

西晋-青瓷魂瓶，又名谷仓罐，是专为随葬而烧造的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明器，它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至东晋时消失。

西晋-陶俑，出土于湖南长沙。西晋时期墓葬从简，国祚又短，所以很少有重量级的文物出土。在国博地下一层的古代中国展厅中，却有一组来自西晋时期的青釉陶俑，在璀璨群星之中，竟然得以享占一座独立中心展柜。如果看它们的出土情况，似乎门第并不算高：墓主人不过是长沙的一位县令，而陶俑也是汉晋墓中常见的随葬品。该墓一共出土29件陶俑，其中23件为仪仗俑。仪仗俑中除7件骑俑以外，还有文吏俑、武吏俑。7件骑俑中有1件吹奏乐器,6件手持方版。基于古人事死如生的观念，我们姑且可以把这组陶俑作为当时县令出行时的真实写照，而仪仗队的成员们，或许也是以真实存在的人物为蓝本塑造的。于是，我们就可以从他们身上，一窥西晋时期地方政府的日常生活。

西晋-青瓷虎子

北朝-青瓷莲花尊，河北景县出土。这件青瓷莲花尊以莲花作为装饰主题，器形高大，气魄雄伟，装饰华丽，胎体浑厚，釉色晶莹，工艺细致。无论是在釉色和造型上，还是在佛教文化和超度灵魂双重内涵的影响下，都体现出了青瓷莲花尊独有的艺术魅力，是北朝青瓷中集大成的杰作，堪称“青瓷之王”。

南朝-青釉水道管

北齐-黄釉乐舞图瓷扁壶，1971年出土于安阳洪河屯村范粹墓。这件北齐黄釉扁壶，上窄下宽，两肩各有穿孔，颈肩一周装饰着联珠纹，形似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造型别具一格，而壶腹两面还模印着西域乐舞图案。具有西域风情的黄釉扁壶出土于中原地区，让它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北齐-弹琵琶陶俑，出土于山西寿阳。这件陶俑所弹的琵琶是一种丝类弹拨乐器，能够通过少量的拨动产生丰富的音乐变化。中国古代的琵琶类乐器主要有四种：四弦琵琶（曲项）、五弦琵琶（直项）和阮咸（也称秦琵琶）。其中，阮咸是原产于中国的琵琶，而四弦琵琶和五弦琵琶则是由域外传入。

西晋-陶尊、陶盘、陶勺，江苏宜兴出土。

东晋-陶女俑，江苏南京出土。女俑头戴巾，上身穿窄袖襦，下穿及地长裙。由服装式样及袖手站立的姿态看，其身份可能是家内的侍女。三国两晋南北朝女性的一般服装主要有袍、襦、袄、衫、裲裆、抱腰、帔、裙及袴褶等。日常服装是上身穿襦、衫，下身穿裙。目前所见的陶俑衣袖以大袖居多，但从事杂役的女仆则多穿窄袖。从事户外劳动女性的裙子一般较短，在家内活动的女性的裙子则较长。

北齐-陶牛车，山西太原出土。牛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群俑的中心，是当时盛行乘坐牛车之风的反映。拉车的大牛竖着两只大犄角，长的非常健壮。艺术家在牛身上流畅地画了几笔墨线，让我们觉得牛毛似乎被风微微吹动。车辕原为木制，出土时已朽。

北魏-九色鹿本生故事画，莫高窟257窟壁画临摹。主要讲述了释迦牟尼的前身——一只美丽的九色鹿王，救了一个不慎落入水中快被淹死的人，然而却被此人出卖的故事。这个故事极具宗教色彩，有浓厚的象征意味，这种舍己救人的忘我精神值得后人赞扬。故事宣扬正义，歌颂伟大而高尚的品德，谴责忘恩负义的邪恶灵魂，进一步宣扬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

南朝-画像砖，河南邓州出土。1957年邓州兴修水利时，这座彩色画像砖墓被发现，河南省考古工作队于1958年进驻发掘。因为出土的墓砖上有墨书文字“家在吴郡”等字，故被鉴定为南朝刘宋墓。该墓高度约3.2米。南北长9.8米。墓葬结构复杂， 形制庞大，由墓室和甬道两部分组成，全墓全部用特制的浮雕画像砖筑成。据估算，建成此墓需用9万块砖。

邓州南朝彩色画像砖上的每一个画面都有一个主题故事，图画内容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数量众多，以牛车为中心的仪仗，内容包括武士、乐舞和鼓吹等；第二类表现的是孝子故事，如“郭巨埋儿”等；第三类是与神话和宗教有关的题材，如青龙、白虎、飞仙、羽人等，既有道教内容，也有佛教内容。

这批画像砖多用浅浮雕的雕刻手法，画面呈现很强的立体感。

三国、魏、晋-画像砖，甘肃嘉峪关出土。画像砖，滥觞于战国、兴盛于两汉，绵延至宋元，是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将绘画与雕刻技艺结合，在砖石上记录了古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何尊铭文“宅兹中国”与驿使图奔马形象共同演绎出96版中国邮政的图标

驿使图- 砖上绘一信使，头戴黑帻，着皂缘领袖中衣，左手持棨传文书，跃马疾驰。棨传为通过关卡、驿站时的信物。驿马四蹄腾空，奔驰在戈壁绿洲的道路上。这块写实砖画，在我国邮政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北魏-网纹玻璃杯，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玻璃杯以模吹制法成型，器壁薄而光滑，外壁有明显的水平纹理。经检测，此玻璃杯为钠钙玻璃，属于罗马玻璃，即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领域制作的玻璃产品。作为舶来品，网纹玻璃杯是当时中西往来的证物。

南唐-舞蹈陶俑，江苏江宁出土。这两个陶俑高髻，脸部丰满，五官清晰，衣上罩着云肩，袖口宽大，双臂左向，反胴而舞。它是在李昇墓中出土的，和五代时期前蜀国开国皇帝成都王建墓石刻上的乐舞伎衣着差不多。

西夏-褐釉剔花扁壶，宁夏海原征集。西夏瓷器的烧造受定窑和磁州窑等北方窑系的影响较大，但与同时期的宋、辽瓷器相比，在胎质和釉色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此扁壶小口，卷沿，口沿一侧有堆刺纹，短颈，双系，腹部扁圆，正面饰两组褐釉剔刻牡丹花纹，背面置圈足。这类瓷扁壶是由皮囊壶发展而来，边缘附加的堆刺纹则逼真地再现了皮条缝制的痕迹。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

保存最完整，等级规格最高的隋代墓葬——李静训墓殉物、唐贞观-昭陵六骏、钱镠铁券和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等。

唐贞观-昭陵六骏石刻之拳毛騧 立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内的6块大型浮雕石刻，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一作特勤骠）”“青骓”“飒露紫”。
唐昭陵六骏石刻是为纪念六匹随唐太宗征战疆场的战马而刻制的。传为当时工艺家阎立德、画家阎立本所作。唐昭陵六骏石刻采用高浮雕手法，六骏每件宽约204厘米，高约172厘米，厚约40厘米，均为青石质地。每屏上方一角原刻有由欧阳询书丹的唐太宗亲题赞语，现已风化不存。
“飒露紫”和“拳毛騧”两石刻在1914年时被盗，辗转于文物商之手，最后流失海外，后入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块也曾被打碎装箱，盗运时被截获，现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

出土于李静训墓

隋-白瓷龙柄传瓶，陕西西安出土。隋白釉双龙柄联腹传瓶，该文物盘口，独颈，双龙首柄，双腹并连，两侧各塑一条龙形柄。底刻“此传瓶，有并（并）”。传瓶，即传递之瓶；有并，指双腹并连。此瓶造型新奇，是研究隋代瓷器形制的典型资料，同类器物国内仅现两件。

唐-三彩釉陶方柜，陕西西安出土。

唐-彩绘打马球女俑，陕西西安出土。这组打马球仕女陶俑尺寸约为28.50?37厘米。表现的是一场唐代女子马球比赛。女子们身着紧身服，所骑马匹都将尾巴束起，以防争抢中马尾相互缠绕。虽然她们手拿的木质球杖已朽失，但策马击球的身姿神情仍栩栩如生。
唐朝时期，马球在王公贵族和民间百姓中都很流行。正如这套打球俑所表现的，妇女也参与打球。唐诗中有“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的诗句。

唐-秘色葵口瓷盘，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这件唐代秘色葵口瓷盘，高4.5厘米，口径20.8厘米，底径9.8厘米，形状如葵花般美丽。这件瓷盘胎体轻薄，釉色青中泛灰黄色，光泽如玉，展现出一种清雅的青碧色调。
这件瓷盘在《衣物账》碑上明确记载为“秘色瓷”，是唐懿宗和僖宗在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作为供养品瘗埋于地宫中的。

唐-三彩釉陶侍女俑，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唐-葵口三足狮子纹鎏金银盘，高6.7厘米，口径40厘米，1956年陕西西安八府庄东北出土。这件狮纹银盘为葵花形下面附有浇铸的卷叶形三足，盘中饰一回头嘶吼的狮子纹，宽边沿，周边没有辅助纹样，盘缘饰牡丹花纹，花纹松散，正是盛唐时期金花银盘所具有的特征。雄狮形象逼真、肌肉饱满、孔武有力，姿态威猛雄沉，极好的表现了百兽之王不可一世的气派。

唐-钱镠铁券，中国国家一级文物藏于国博，唐乾宁四年（897年）唐昭宗李晔赐与彭城郡王钱镠。钱镠铁券长52厘米，宽29.8厘米，厚0.4厘米，形如覆瓦，上嵌金字诏书333字，一角稍有损坏，金字大半漫漶不清 。钱镠铁券是中国现存唯一的唐代铁券实物 。

唐开元-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这件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出土于陕西西安的鲜于廉墓。如今它被珍藏在国家博物馆，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珍贵见证。这件陶俑巧妙地夸张了人与驼的比例，造型优美生动，釉色鲜明润泽，代表了唐三彩的最高水平。
骆驼昂首挺立，驼背上铺着色彩斑斓的长毯，上面站着3位胡人和2位汉人，他们组成了一支精彩的乐舞队。中间那位胡人翩翩起舞，而其他4人则围坐演奏，拨奏琵琶、吹筚篥、击鼓，都是地道的胡乐。

唐-三彩黑釉陶马，河南洛阳关林出土。

后梁-彩绘武士石雕俑，出土于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的王处直墓，是一对精美的石刻雕像。它们位于王处直墓甬道两侧，采用了高浮雕技法，整体风格一致。
这两位武士头戴兜鍪，颈部装饰外翻，肩上各有一只龙和一只凤，口中含有一枚宝珠。他们身着明光铠，腿裙较长，直至云头靴面。双手握着一柄环首长剑，分别立于麋鹿和神牛之上。其中一件肩立凤鸟，脚踩卧牛，另一件肩立青龙，脚踩麋鹿则由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先生捐献给中国。

唐开元-便服男陶俑，陕西西安杨思勖墓出土。

唐开元-绿釉男陶俑，出土于陕西西安的鲜于廉墓。

唐-三彩陶三花马，高54厘米，长52.7厘米，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代画家张萱的画作 。原作已佚，现存的是宋代摹本，绢本设色，因金章宗完颜璟判断失误而题为宋徽宗摹本，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虢国夫人是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三姐，她的生活奢侈、豪华。《游春图》记述了显赫一时的杨氏三姊妹在众女仆和从监的引导和护卫下，一行八骑九人（包括一小女孩）挥鞭策马，外出踏青游春的情景。
杨贵妃姐姐的坐骑为三花马，唐朝是等级森严的社会，皇家的马饰做三花，三花马应该代表了最高贵的级别。

出土于李静训墓

价值不菲的金项链，由28个镶珍珠的金球组成，是中国考古史上最漂亮的一条，一副金手镯，现都收藏于国家博物馆。李静训字小孩，陇西成纪人，北周大将军李贤曾孙女，光禄大夫李敏之女。自幼深受外祖母北周太后杨丽华的溺爱，一直在宫中抚养。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殁于宫中，时年九岁。杨丽华十分悲痛，以厚礼葬之。1957年，在西安城西发现了保存最完整，等级规格最高的隋代墓葬——李静训墓。

十国-前蜀青铜衔环铺首，四川成都王建墓出土。这件鎏金青铜衔环铺首原饰于前蜀的建立者王建永陵的墓门。王建在成都称帝，定都成都，国号大蜀。

唐-”论语玉烛“银酒令筹，筹筒，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是唐代金银器，国家一级文物，1982年出土于江苏省丹徒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每根酒筹的上端刻有《论语》的语句和饮酒的令辞，令辞上半段采自《论语》语句，下半段是酒令的具体内容，规定了六种饮酒的情况。

辽宋夏金元时期

钧窑玫瑰紫釉花盆、元-铜壶滴漏和宋天圣针灸铜人。

“明正统仿宋天圣针灸铜人”，这座铜人是现存最早的针灸铜人。宋仁宗认为“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如案形”，在他的主持下，一年之后，两具青铜针灸铜人铸造成功，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级经络穴位形象化标准像。铜人全身标注559个穴位，666个针灸点，表面铸有经络走向及穴位位置，一座放在医官院，一座放在相国寺，因为这针灸铜人是在北宋天圣年间制成，因此被称为“宋天圣针灸铜人”。

元-铜壶滴漏，这件铜壶滴漏从制成之日起，一直被使用到清朝末年，历时将近700年，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组型滴漏。元代铜壶滴漏通高264.4厘米，由四个铜壶组成，分别是日壶、月壶、星壶和受水壶。四个壶的内壁分别铸有圆形太阳图、月形图、北斗七星图、八卦图，受水壶壶盖正中立有一个铜表尺上边有时辰刻度。

宋-钧窑玫瑰紫釉花盆，花盆撇口，长颈，圆鼓腹，圈足外撇，足底开有五个渗水孔，并刻有数目字“六”。通体内外施窑变釉，各部位釉色有所不同。口沿至颈部以天蓝色釉为主，又散晕着玫瑰红色釉，犹如晚霞；腹部釉色以玫瑰红色为主，明亮艳丽；外底施酱色釉。此器造型端庄，色彩变化丰富，堪称钧窑瓷器中的精品。

西夏-绿釉鸱吻，这件绿釉鸱吻，高152厘米、宽92厘米、厚32厘米，出土于1974年的宁夏银川西夏皇陵西碑亭遗址。西夏陵出土的这件鸱吻与同一时期的河北蓟县独乐寺辽代山门鸱吻、山西大同华严寺金代薄伽教藏殿鸱吻均属同一类型，与宋代鸭吻造型相同。

宋-托盘侍女石刻

明、清时期

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皇史晟金匮、三清宝殿铜钟和”皇帝之宝“玉玺等。

皇史晟金匮是明清两朝特有的皇家档案特制装具，专门用于盛放皇帝实录和圣训。实录记录了帝王在位期间的主要事迹，而圣训则是皇帝谕旨的分类汇编。金匮存放在皇史宬正殿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金匮内部为楠木材质，饰以万寿藤花黄绫，外部包裹鎏金铜皮，并錾刻云龙纹图案，体现了高超的皇家工艺水平。

明宣德六年-郑和铸钟，又名三清宝殿铜钟，是一件具有非凡历史和文化价值的珍贵文物。这件铜钟是在明宣德六年（1431年）为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而铸造的，专门在长乐南山三清宝殿所铸。
该铜钟下部共有铭文五组，每字1.8厘米，共54字行楷，内容为：“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回往平安吉祥如意者。”

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是1957年10月20日出土于北京明定陵地宫的属于孝端皇后的凤冠。该冠通高48.5厘米、冠高27厘米、径23.7厘米，重2320克。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前部饰有九条金龙，口衔珠滴，下有八只点翠金凤，后部也有一金凤，共九龙九凤 。冠上共嵌未经加工的天然红宝石115块，珍珠4414颗 。该冠的点翠难度相当大，不仅点翠的面积大（有翠凤、翠云、翠叶、翠花），而且形状复杂。尤其是翠凤，均作展翅飞翔状，凤尾展开，羽毛舒展，富灵动感 。

清-”皇帝之宝“玉玺，清代御宝，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通高16.1厘米、边长16.1厘米，钮高9.8厘米。印文为满、汉文“皇帝之宝”，印钮为龙。

清乾隆-粉彩镂空转心瓶，转心瓶是乾隆时期宫廷御用珍品，由内外瓶和转心装置组成，通过镂孔观察内瓶变化画面。其制作工艺复杂，装饰纹样丰富，体现了乾隆皇帝的喜好。转心瓶不仅是陶瓷艺术的代表，也蕴含了丰富的科学内涵，展现了古代制瓷工艺的高峰。

清雍正时期-粉彩梅竹双燕纹瓶，外壁粉彩绘梅竹双燕图。描绘翠竹、梅枝及梅花。两只春燕悠闲栖息于花枝间，羽毛丝毫毕现。竹叶黄绿相生，自然细致。梅花枝干欹曲、花蕊粉嫩轻盈，构成一幅春回大地的风景图卷。

清乾隆-霁青釉金彩海晏河清尊，从文景之治到开元盛世，从永乐年间到康乾盛世，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标志性物品。而要代表乾隆朝的盛世风华，非“海晏河清尊”莫属。
据史料记载，当圆明园的海晏堂建成后，乾隆皇帝命令景德镇官窑特别烧制一批海晏河清纹饰的瓷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这只霁青釉金彩海晏河清尊就是这批定制瓷之一。

清乾隆-松石绿釉梅瓶，松石绿釉是清代雍正时期创烧的一种颜色釉，因其色若绿松石而得名。这件松石绿釉梅瓶，造型规整，釉色纯正，装饰新颖，寓意吉祥，颇具时代风格。
梅瓶不仅造型优美，而且寓意丰富。夔凤牡丹纹饰象征着吉祥和富贵，而松石绿釉的色泽更是为这件瓷器增添了一份独特的美感。无论是工艺还是寓意，这件瓷器都堪称清代瓷器中的精品。

清-青玉嵌花把皮鞘腰刀。当时，英国为了在中国获得商务特权，特派马格尔尼为首的使团访华。然而，乾隆帝并未答应英国的请求。作为回应，马格尔尼决定将此刀赠予乾隆帝，以示敬意。

席地而坐，楼梯宛如观礼台了。

要是沿墙有一排长凳子就太好了。

都2025年了，还在播放核酸优先通道的灯箱字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