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二郎山下来,就看见了山下的泸定县城的远景了。
据我查阅资料,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一部在四川省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后,5月28日傍晚时分,毛泽东同志随中央红军一军团团部进入磨西,宿营天主教堂神甫房。毛***召集同天到达的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秦邦宪、陈云以及邓小平同志开会,史称“磨西会议”。会议部署方案和研究北上抗日的方針,因兵源、粮食得不到补充,果断决定红军不去康定而分兵飞夺泸定桥。
在当时蒋介石急调川军2个旅增援泸定桥情况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迅速渡过大渡河,挫败国民党军前后夹击红军的企图,决定红1军团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两路夹河而进,火速夺占泸定桥。
29日晨,右路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由团长王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从安顺场出发,沿途击破川军的阻击,经两昼夜强行160公里,提前占领了泸定桥西桥头。
泸定桥扼川康要道,全长100余米,宽2.8米,由13根铁索组成,横跨在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上,两岸是峭壁,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守城川军第4旅第38团(欠1个营)在红军抵达前,已将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悬空的铁索。是日16时,红四团第二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在全团火力掩护下冒着川军的密集火力,攀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当接近桥头时,川军突然施放火障,突击队勇敢地穿过火墙,冲进泸定城,同川军展开巷战。后续部队及时投入战斗,经激战,红军占领泸定城,川军一部被歼,其余向天全溃逃。与此同时,红1师和干部团击溃川军的阻击,胜利到达泸定城,策应了红4团的夺桥战斗。接着,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这样一座铁索桥,今天我亲眼见过可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别说对面架了一挺机枪,就是让红军战士顺着铁索爬过去,也是一件高难度的事情。但是当年的红军确实从泸定桥上走过,由此摆脱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并最终逃出生天。那么,他们是怎么过去的呢?是不是象我们小学教材说的那样“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似乎红军士兵都是神仙变的不成,一个个都刀枪不入?当然不是。
我实地看过了泸定桥,就越来越相信网上有一些传说的历史真相: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五月二十九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从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来往电报、部署可以看出,长征故事中说的守桥的国民党二十四军第四旅李全山团,其实并不驻屯泸定城,而在远处的化林坪一带。驻扎泸定的是步二旅旅部,旅长余松琳。红军到来前夕,该旅就离开了,被派去五十公里外的康定。泸定、康定并属的西康地区专员六月三日的通报也表明,步二旅“集中康城附近”,不在泸定。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只提到红军在去泸定桥的路上,和离开泸定桥之后,有几次小型遭遇战。红军先头部队到桥边时,指挥部设在离桥不远的天主教堂里,向河对岸已无国民党军的泸定城打炮。当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位妇女家里开豆花店,就在红军所在的桥边,红军还住在她家。一九九七年这位妇女已是九十三岁高龄,但头脑十分清晰,她对我们讲红军“阴一炮,阳一枪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时“没有打”。至于桥上的木板,有的木板是被损害、也可能有拆去的。九十三岁的老太太记得红军来借老百姓的门板去铺桥,有的人家交出了宝贵的棺材盖子,队伍过完后老百姓各自去认领。因而,过桥时红军没有一人伤亡。首批过桥的二十二名战士,在六月二日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受伤。其他红军过桥时也没有伤亡。周恩来的警卫员描述周听说有一匹马掉在河里淹死了很着急,问过桥的指挥宫杨成武:“人有没有受损失?”当听说没有时,周又问:“一个都没有?”答覆是:“一个都没有。”
那么,为什么守桥的国军一枪未放就将泸定桥交给红军呢?这实际上是四川军阀的自保之术。
1935年1月,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准备在泸州与宜宾之间渡江长江,在川北或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四川军阀刘湘任命潘文华为长江南岸“剿匪”总指挥,对潘面授机宜:“黔北的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政治生命,我们就虚以周旋,保存实力,决不对抗。一句话,就是要阻止红军进入川境。万一入境,如系假道他去,则开放进路,切不可截堵。”刘湘喘息未定,1935年5月蒋介石飞往重庆,以一纸手令剥夺了刘湘的军事指挥权。6月薛岳部到达成都附近,此前为堵截红四方面军而由甘入川的胡宗南部也已控制了川北地区,这就形成蒋介石嫡系部队把握四川的局面,川军与蒋介石的矛盾很快尖锐起来。1935年6月—8月,除杨森、刘文辉两部外,川军大多数部队都集结在成都周围地区,以拱卫成都,以防被各个击破。蒋介石迭令川军各部向红军占据地区迅速推进,但川军各部均徘徊不前,拖延观望,以保实力。至于刘文辉的24军和杨森的20军也基本上采取了尽量避免与红军作战的方针。当红军尚在云南时,参谋团即严令刘文辉部在大渡河上筑碉坚守,但刘文辉当时新败于刘湘,刘原来有二十万军队,此时只剩下两万余人,刘文辉所占领的西康省的地盘也在逐渐缩小,就连他的老部下刘元瑭,也被中央军所收买。以这样的实力,如果他再与红军对垒,那么无疑是自寻死路,军阀没有了军队,就没有了一切。这了保存实力,刘部奉行“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为保实力,追开野战”的方针,并未严厉督促部下修筑工事,直到红军抵达泸定桥的前晚,守桥部队才赶到桥边,开始“动手撤除桥板,构筑工事。”但是即使如此,红军攻下泸定桥也是痴心妄想。
事实上,刘文辉部根本没有打算守卫大桥,当敌人还在对岸准备过桥时,守卫大桥的两个团朝天胡乱开了几枪就跑得没影了。事后守卫大桥的川军解释为什么要提前撤离,据说当时红三团已从下游渡过大渡河,并立即向泸定桥挺进,为免腹背受敌,守桥官兵才撤退的。但是从军事角度看,这个撤退有点儿戏,即使大桥不能守住,至少有时间炸掉大桥,奇怪的是守军并没有这样做。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守军与红军已经达成某种协议。刘文辉部在红军逼近时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一下,实际是放红军一条生路,如果以后红军壮大了,刘也多了一条退路。后来国民党兵败大陆,刘文辉反戈起义,并官至林业部长,未尝不是对他这一放水举止的酬谢。
总之,所谓的飞夺泸定桥,其实是一出自编自演的神话故事。事实上双方根本就没有交火,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所谓的22勇士过桥后居然毫发无损了。类似的神话故事还有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神话故事的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据说,邓小平在一九八二年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曾谈及“飞夺泸定桥”,他是这么说的:“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

滔滔河水依然奔流不息,但是耳边没有响起隆隆的枪炮呐喊声,眼前的泸定桥安静而祥和。我们来到泸定桥,我的理解就是为了两个字:寻找。首先是寻找一种精神。长征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使中国工农红军摆脱了困境,得以休养生息,更在于它向世界和历史展示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性格、意志和力量。这一壮举甚至可能在今后的某一历史时刻成为诠释中华民族的重要依据,这座巍峨的丰碑将照耀人类未来的天空。那么长征的精神是什么?一言以蔽之:绝不屈服!为什么能做到绝不屈服?还是两个字:信仰。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看着视野中的泸定桥,过去的一幕犹在眼前,红军的战士在胜利的信念中,驱动着这个世界上最破烂的草鞋和草鞋里瘦骨嶙峋却又坚如钢铁的脚板,不停地向前奔跑,再奔跑。一些人倒下了,没有倒下的人接着往前奔跑。那些倒下的人,大睁着深陷的双眼,看似空洞无神,生命已经脆若游丝,但是,一看到不断向前移动的旗帜,他们眼里就会闪烁出希望的光芒,又艰难地爬起来,以不可阻挡的力量继续向前移动,直至到达目的地。这支英雄部队昼夜兼程,沿途多次击溃敌军拦阻,创下了连夜冒雨行军240里,和汽车赛跑,为胜利夺取泸定桥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时间。
同样一条河,毁灭了一支军队,也成就了一支军队,并且都改变了历史的走向,站在大渡河畔,看着流淌不息的河水,让人感慨万分。